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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阳:一个摇滚歌手和他的民间艺人朋友
2019-06-24 10:35:00    中国新闻网

      一间阶梯教室中,一位教授对歌手苏阳说,“你的音乐,我觉得用花儿和摇滚结合,是有新意的,但不够原汁原味。”苏阳回复他说,“我不能照着一样的唱,他们从小放羊,生活环境和我是不一样,我是厂矿子弟,我得站在苏阳的角度,唱苏阳的生活”。 

   

      这是纪录片《大河唱》中的一幕,记录的是苏阳在哈佛大学分享会上的情景。在文艺青年之中,苏阳如今早已成为一个接头暗号。这个银川的歌手嫁接了西北的民间音乐“花儿”、秦腔和现代音乐,加以重组和改良,形成了极具标识度的个人作品。他不只在国内的音乐节备受瞩目,这个来自西北的黝黑男人也开始应邀参加世界各地的文化活动。在哈佛做分享会的那段时间,苏阳正在做一个名为“黄河今流”的跨界艺术项目,他在纽约、巴西、北京等地举办展览、演讲等活动,向人们介绍那些曾经影响过他的黄河流域的民间文化。

  

        黄河今流

  早在2016年,苏阳便已经开始在筹备“黄河今流”。电影公司天空之城的创始人路伟了解到之后,打算为苏阳拍摄一部纪录片。这部纪录片便是如今这部《大河唱》的雏形。当时的构想中,它既是苏阳的“黄河今流”计划的一部分,也可以上院线,成为一个独立的电影作品。

       2016年春天,路伟找来苏阳、清华大学教授雷建军、马灯影业制片人包晓更,他们约在人大体育馆附近的一间老茶馆,讨论这部纪录片的拍摄事宜。

  雷建军提出不只拍摄苏阳本人,也拍苏阳背后的音乐母体:西北的民间艺人。某种程度上说,是那些艺人成就了苏阳,但那些人一直被湮没。苏阳列了一个名单,他们确定下四位拍摄对象:皮影艺人魏忠富、说书艺人刘世凯、民营秦腔剧团团长张进来、花儿歌手马风山。

  “所谓音乐母体并不是说具体的某一个单一的人,不是这样的。可能我长期就听这些乱七八糟东西,然后你摘出来,受影响就是几个系统,花儿、皮影、说书、秦腔。”在《大河唱》的点映结束之后,苏阳坐在北京路边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拍摄方式上,雷建军提出用影像人类学的方式拍摄,用剧情片的方式剪辑。前者保证足够深入了解拍摄对象的生活,后者确保影片的可看性。此前,雷建军所在的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,曾以这种方式拍摄过《喜马拉雅天梯》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等作品。

  拍摄前,雷建军找来音乐人类学学者萧璇,对即将拍摄的四位艺人进行田野调查。同时,他找到两位自己的学生,在清华大学就读的柯永权和杨植淳,以及在云南社科院影像人类学研究所工作的导演和渊,共同担任《大河唱》的导演。

  萧璇长期研究西北的花儿。她接到雷建军邀请的时候,正在二郎山花儿会上,和花儿歌手们喝酒唱歌。她很快便答应了这件事,“国内还没有音乐人类学学者参与电影制作的先例,这种尝试,有助于音乐人类学走出象牙塔,与现实对接”。她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。

  夏天,萧璇组建了一个由清华大学、浙江音乐学院、苏州大学、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构成的4人团队,前往黄河中上游,与民间艺人同吃同住,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调查。

  萧璇负责的是说书艺人刘世凯。刘世凯起初不答应接受田野调查,除非萧璇帮他说服当地政府,给他一些政府的演出项目。为此,萧璇跑了很多次当地政府,帮刘世凯解决了这件事,调研才真正开始。

  调研团队不断将影像、文字资料回传给雷建军和导演们。一些信息让雷建军觉得有些意外:说书艺人刘世凯的本职工作是一个包工头,马风山当过村主任。

  雷建军还从调研资料中,留意到一个人类学的现象:“黄河流域民间的重大仪式上,都是请戏。而西南地区主要是舞蹈”。

  他分析,这可能是源于,自古以来,黄河流域王权是最重要的力量,而西南流域最重要的力量是神权。“在社区与王权的互动,需要用戏固定下来,让更多的人可以受到王权的召唤。但是你要跟神权沟通的时候,你光唱,他看不见的,你就要有舞蹈。”

  拍摄之前,参与《大河唱》的学者和导演,都没有对这部纪录片预设拍摄方向,而是在与拍摄对象同吃同住的一年多中,记录下他们在这一年中的日常生活的碎片和素材,等着它们慢慢自然发酵。

  

          摇滚歌手

  《大河唱》的拍摄之初,大家是因为想去探求苏阳这样一个融合了当代和传统、摇滚和民族唱腔的歌手的精神源流,但苏阳音乐生涯的开始,却不是因为西北的民间音乐,而是因为一曲《西班牙斗牛士》。

  那是1980年代末,苏阳只有17岁,还是陕西省安装技校的学生。一天,他的一个同学用吉他弹了一曲《西班牙斗牛士》。他从未觉得音乐如此好听,“很粗糙地发出特别真实的一种像火星子一样的音符颤在我身上。”多年之后,已经成为职业音乐人的苏阳这样回忆。

  之后,苏阳开始整天泡在有吉他的同学周围,蹭他们的吉他练习。不久,苏阳将自己的食堂饭票卖了20元,从一位同学那里,买了把二手吉他。

  毕业时,他去了陕西陇县的一个工地当小工,每天筛沙、和灰、推车、撂砖,一天收入一块七毛五。一天黄昏,他下工路过陇县工商银行的家属院,见到一个人正在教别人弹吉他。苏阳走过去和他们一边聊天,一边弹奏了一曲《少年犯》。聊天中,苏阳得知对方曾在西安吉他比赛中获过奖,现在在陇县银行工作,在等机会调回宝鸡。

  那人和苏阳说,“你乐感不错,你回头来找我,我可以介绍你去西安,参加走穴团体”。次日,二人喝了一顿酒,随后,对方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,让苏阳去找他在西安的一位朋友。

  苏阳拿着这封介绍信,进入了西安的新蕾乐团。但新蕾乐团的工资只有60元,很难维持生活。一个河南的走穴团体路过西安时,苏阳离开新蕾乐团,加入了全国走穴大潮。

  他日后形容这段经历,觉得有点像贾樟柯的电影《站台》中的文工团。吃住都在舞台,冷了盖油毡布。早晨不吃饭,中午吃一碗3块钱的饺子,晚上少吃点,演出完了肚子咕咕叫。

  上世纪90年代,摇滚乐在中国开始流行。欧美的摇滚乐通过北京、西安传到苏阳的耳朵里。“魔岩三杰”在香港红磡演唱会结束的第二年,苏阳在银川组建了一支名为“透明乐队”的摇滚乐队。那时,他留起一头长发。

  这支乐队的舞台风格和曲风深受当时西方摇滚音乐的影响,很受欢迎,但却不怎么赚钱。“乐队中,没人会经营,只知道要排练、演出,演出之外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做,稍微有点钱就赶紧凑一块喝酒。”

  1999年末,唐朝、张楚和超载去宁夏体育馆参加“世纪狂飙——中国摇滚势力演唱会”。演出商把苏阳的乐队叫过去,一块演了一场。演完不到一个月,苏阳宣布乐队解散。

  那时,苏阳的儿子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纪。孩子的班主任,觉得他留长发接送孩子不太合适。第二天,他剪掉了长发,剃了一个平头,发型一直保留至今。差不多从这时,苏阳对摇滚乐的兴趣,渐渐转移到西北民间音乐。

 

 

苏阳演出照)

 

        土的声音

  新世纪初的一天,苏阳在朋友家聊音乐。朋友收藏了很多CD,爱听布鲁斯和爵士乐。苏阳问他,“能不能给我张更原始的?比如,我记得美国电视剧《根》里面有一段黑人在受奴役期间唱起的家乡的歌?”

  朋友给他翻出来一张黑人音乐的田野录音。他一听,不知为什么,突然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生活的银川同心路附近的稻田。

  苏阳是7岁时来到银川生活的。那是1976年的一个深夜,他和母亲从浙江温岭箬横镇坐火车到达银川。父亲骑一辆二八自行车,把母子接到银川市同心路的一处家属院。此前,苏阳的父亲在50年代末“支边”中,移民到银川,在氮肥厂工作。

  次日清晨,苏阳推开门,眼前是只有几排房子,远处是一望无际的黄土。整个童年生活中,苏阳并没有机会听到多少音乐。只是偶尔路过家属院旁边的农田时,会听到田野中农民唱宁夏小调和断断续续的民歌。

  他听到黑人音乐的田野录音那一天,依稀回想起儿时农民在到稻田边哼唱的一句歌“宁夏川,两头尖,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,金川银川米粮川”。后来,他了解到,在宁夏,只有银川平原附近是鱼米之乡,银南、银北的很多地方,更多的是多年干旱。其中,很多地名却与水有关:大水坑、草泥洼、喊叫水。

  “我不知道别人看了什么感觉,我觉得很苦,怎么可能是金川、银川、米粮川呢?”苏阳说,他接着写下了这样的词“宁夏川,两头尖……糜子黄,山丹丹花开富两岸,盼只盼那个吃饭不靠天”。

  2004年的一天,苏阳在银川富宁街戏社看秦腔,突然冒出一个想法,“我如果在这样的地方演出一场,会被接受吗?”这间戏社的顾客,大多是中老年人,平日里,台上是秦腔演奏,台下的人在打麻将。

  他决定尝试一下,和戏社老板说好之后,他们将门口黑板上本来演出的折子戏《周仁回府》《游西湖》擦掉,写上了“土的声音——苏阳乐队”。之后,他还特意找人印了门票,一张20元。

  到了晚上,只有他的几个朋友买了门票,戏社内人数寥寥。他开始唱的时候,奇迹却出现了:免费来看的人堵满了街道。附近街道的居民、民工围在门口。警察接到投诉,赶过来却没勒令停唱,站在那听完才离开。

  这次演出观众的反应,让苏阳隐约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方向:在民间音乐中汲取养分,唱自己见到的生活。从那时起,苏阳越来越多地去到西北的县城、村庄,在民间艺人那里寻找真正的“土的声音”。

  苏阳讨厌“采风”这个词,他与民间艺人的交往,是一种类似于朋友的方式。《大河唱》的导演柯永权负责拍摄苏阳。他记得,每次苏阳去说书艺人刘世凯家前,都会在小卖部买上两瓶酒,一箱牛奶拎过去。这让他想起,小时候和大人走亲戚时的情景。

  

(苏阳演出照)

 

        民间艺人的凡俗日常

  20166月,《大河唱》的拍摄团队,沿着苏阳曾经寻找民间艺人的路线出发。其中,导演和渊负责拍摄说书艺人刘世凯和秦腔剧团团长张进来。摄影以日常的角度切入。

  或许由于这样的拍摄方式,在《大河唱》中,很难看到传承与创新、生活与坚守、落后与现代等拍摄民间艺人故事中常见的脸谱化叙事,他们更多的是在拍摄四位民间艺人们凡俗、琐碎的日常生活片段。

  拍摄前,和渊一场活动上见到刘世凯一面。刘世凯烟瘾很大,中途离开书店,去楼下抽烟。和渊记得,已经58岁的刘世凯,一直在琢磨挣钱的事儿。抽烟时,刘世凯还抽空对另一位民间艺人说自己是包工头,对方可以来跟自己一块干活。

  刘世凯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县,这里曾是陕西民歌最繁盛的地方。他的父亲曾是当地有名的说书艺人,他从小听父亲说书。耳濡目染,学了一些。后来,当地文化馆看中他说书的才能,吸纳他加入。1976年,他重新回家种田。

  他20岁左右结婚,后来妻子因病去世,留下一个两岁孩子。为了养孩子,他在冬季农闲时,开始去西北的各个村庄说书。他在宁夏盐池县说书时,认识了一个女人,日后成为他第二任妻子,二人陆续生下了3个孩子。

  他一度停止说书,办砖厂、包工程,并在80年代成为远近闻名的万元户。结婚十年后,刘世凯第二任妻子因产后抑郁症去世。他靠说书和承包工程,把三个儿子、一个女儿带大。

  现在,他将两任妻子分别在陕西榆林和宁夏盐池的坟,迁在了一起,打算日后自己也跟她们葬在一起。和渊记得,下葬那天,刘世凯看着棺材说,“我这辈子可能就是个光棍了,但死了我就成皇上了,两个老婆陪着我,左膀右臂。”

  和渊觉得,刘世凯最好的说书作品是《刘世凯传》。“把他从小的经历,一直唱到他目前的生活。”从这个角度说,刘世凯和苏阳一样,都在用一种本土的腔调表达自己真实的生活,就像他们身边的黄河在唱歌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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